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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的同时要求外方无偿提供相关技术,以促进中国工业提高制造和开发能力,这就是传说中的“市场换技术”。
在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时代,中国在高铁建设中“以市场换技术”曾是被广为宣扬的一大成就。代表这一高铁最高成就的就是和谐号系列的CRH380型动车。当第一列CRH380下线时,新闻媒体称,它拥有100%的自主知识产权。
但显然,这种说法并未得到国际同行的承认。在2010年中国南车集团宣布要在海外开拓高铁市场之初,日本川崎重工已表示将组织律师研究相关专利并考虑提起法律诉讼。
西门子中国的一位内部人士则回忆:“当时铁道部要把CRH380时速从300公里提升到380公里,一个中国专家找西门子询问修改方案。西门子专家出言讥讽说:‘不要问我,不是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了吗?’”
在这位西门子中国的工程师看来,长客的CRH380就是在从西门子买进的CRH3的平台上制造出来的,仅仅改变了车头形状,将“嘴”拉长了一些。
关于和谐号,有哪些是为了给中国发展高铁开路而包装的谎言,又有多少是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真相?
出局 中华之星未中标
2011年夏天,在京沪高铁通车前夕,株洲电力机车厂高速牵引研究所所长、院士刘友梅被铁道部邀请到场。在京沪高铁通车现场看到CRH380 列车,刘友梅心情复杂。10年前他曾是中国高铁自主研发的关键人物。2003年,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一上任,便力排众议,叫停已经进行了10年之久的高铁自主研发,转向“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进吸收方案,刘友梅与团队研发的中华之星就此被挡在中国高铁发展的门外。
自主研发非闭门造车。在中华之星之前,中国已研发出一系列准高速车型,包括先锋、蓝箭、奥星和中原之星等。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当年的自主研发虽然也有国家统筹规划,相关项目被列入国家“八五”“九五”计划,但总体而言,属企业行为。
但如果不是刘志军坚持,这条以技术引进为基础、国内主机厂和研究所的自主研发之路,还会缓慢而坚定地走下去。如此,就不会有之后席卷全国的高铁大跃进,中国现在也不至于为被认为“100年都很难收回成本”的数万亿元高铁投资而苦恼。
在公开否定中华之星的研讨会之前,刘志军曾组织了一次专家评审会。据一位与会专家回忆,当时出席会议的是参与研制中原之星的几位中国南车集团和北车集团的总工程师。刘志军做工作,让他们以制造商的名义说中原之星存在种种问题。会上,多位工程师按指示发了言,只有中国南车集团株洲所的工程师保持沉默。不听话的株洲所后来为此付出了代价。
“动车发展是其政治生涯的跳板,他等不及漫长的自主研发。”事隔多年,一位曾参与研制先锋号的铁科院老专家回忆往事,对刘志军颇有怨言。众所周知,日本人花了30年才将列车时速从210公里提升到300公里。刘友梅也认为,技术差距的确存在,但高速铁路的科研创新不能过快,技术消化吸收需要时间,车辆稳定运行考核也需要时间,路基沉降更需要时间。“高铁这么猛地上项目,技术人员没有这个胆量,政客有。”
成本 23亿元?近千亿元?
其时,铁道部这种集中统一、全面主导的谈判方式曾被大肆鼓吹,至今也仍被很多铁路业内人士认为有可取之处。
在2006年第三次高铁招标中担任铁道部技术引进谈判技术顾问的吴俊勇回忆说:“谈判中铁道部占据了主导。所有外商都要直接和铁道部谈,中国企业和市场被整合到一起,如果我们不让步,对方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让4家外商来竞争。”
据多位参与谈判的人士回忆,西门子公司最初态度强硬,开价为每列原型车3.5亿元人民币,技术转让费3.9亿欧元。到招标前一夜,西门子仍不肯让步。铁道部首席谈判代表张曙光则坚定表示,如果原型车价格不降到2.5亿元人民币以下,技术转让费不降到1.5亿欧元以下,肯定出局。结果西门子果然无缘第一次动车招标。到再次竞标时,西门子不仅将原型车每列价格降到2.5亿元人民币,还以8000万欧元价格转让了关键技术。吴俊勇称,仅此一个项目,“就节省了90亿元人民币的采购成本”。
放到更大的场景下看,在这种由铁道部完全控制的招标之下,企业沦为布景,投标权和订单完全依赖铁道部分配。而铁道部官员的权力却被无限放大,张曙光负责的动联办日后更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动辄主宰上千亿元生意的核心。张曙光的谈判能力,实际上来源于由铁道部强行启动的高铁大市场。
中国为了这种“系统性引进”到底花了多少钱?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原局长、科技部研究中心原研究员金履忠提供了另一种算法:截至2006年底,铁道部通过3次动车大招标,共购买了法国、德国、日本的高速列车280列(其中160列为时速200公里列车,120列为时速300公里列车),共计人民币553亿元。加上购买1098台机车(电力机车420台和内燃机车678台)的人民币305亿元和技术转让费5亿美元,铁道部总共花了900亿元(折合110亿美元)。
奥妙
只会组装没有核心技术
2007年,在高铁技术引进3年后,张曙光公开宣布技术引进的成果:“中国已完全掌握了动车组九大关键技术和10项主要配套技术。短短3年,中国真的完全掌握了高铁制造的关键技术吗?
阿尔斯通、西门子等多位当年参与技术转让的技术人员都认为这种说法过于夸大,因为当年的技术引进合同没有转让关键零部件的设计技术,转让的只是制造工艺——即外方转让给中方安装图纸。此外,所谓的技术转让合同还包含大量原装进口配件的采购——一位在南车集团任职的副总工程师直言不讳:“实际上是核心部件采购合同。”
他说:“高铁速度在从300公里提升到350公里的过程中,我们把引进电机的设计余量利用起来,增大了牵引电机的功率,自然就能把车速提上来。但把设计余量全部用掉,没有实践检验,会不会出问题没有人知道。”
一位参与动车引进工作的技术工程师举例说,我们可以按外方图纸生产转向架、电机、变压器,用外方的核心零部件组装变流器和自动控制系统,却不知道车头的设计依据、原理。这些看似最基础的东西,却是最关键的,我们都没有通过引进获得。
换句话说,经过数年培育,中国确实已经拥有了动车规模化生产和制造能力,但关键零部件仍从国外进口——这与汽车领域如出一辙,而汽车的“以市场换技术”已被普遍认为是失败的试验。刘志军时代高铁技术跨越式发展的秘密即在于此。
和谐号动车
国产化路线图
CRH1型动车组 时速:160公里 引进时间:2004年
原型车:庞巴迪为瑞典SJAB提供的ReginaC2008型动车
CRH2型动车组 时速:200公里
原 型车:日本川崎重工E2—1000系车型
引进时间:2004年10月
CRH3型动车组
时速:300公里
原型车:德国铁路的ICE-3列车
(西门子Velano)
引进时间:2005年11月
CRH5型动车组 时速:250公里
原型车:法国阿尔斯通
引进时间:2004年8月
三个“Crazy”(疯狂)
从2004年到2011年,中国人通过系统性的引进和开发,获得了时速300公里以上列车的规模生产能力。这个速度令人吃惊,令合作者担心。
2004年8月的动车招标,阿尔斯通是中标厂商之一,获得60组高速列车订单。当时阿尔斯通技术小组的人回忆说,铁道部要求:当2007年4月18日调速时,CRH5必须上线,时间相当紧迫。“这是不可违抗的政治命令,铁道部的人甚至说只要那天能上线跑一天,以后停也可以。但一旦京哈线运营起来,怎么可能停?”
当时从阿尔斯通引进的是时速200公里的技术,但铁道部要求运行速度必须达到每小时250公里。“在实验时,速度可以达到,但这不是最佳运行速度,相当于一直将油门踩到底跑,对列车使用寿命的损害是很大的。”阿尔斯通方面的项目经理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为此辞职。在辞职邮件中,他用了3个“Crazy”(疯狂)来形容:“这是在一个疯狂的时代,疯狂国度里发生的疯狂的事。”
在很多国外技术人员看来,研制CRH380系列列车更疯狂。参与CRH380方案讨论的一位技术人员回忆说,2009年CRH380项目启动前,长客技术人员到铁道部开会,铁道部的领导在会上拍脑袋要求京沪高铁在4小时内跑完,据此一算得到了每小时380公里这个速度——这就是CRH380的由来。
零出口 关键技术没吃透
刘志军为了达到尽快发展高铁的目的,在仿制过程中没有安排足够的经费,也没有认真消化吸收,虽然搞了一轮又一轮的引进和仿制,但是许多关键技术却并没有吃透。
中国付出如此高昂代价实现的高铁规模化生产能力有什么用?看上去,已建成的庞大的国内市场几乎是其唯一的消化渠道,截至2011年下半年,中国投入运营的高速铁路达到6552营业公里。不过,这个高速奔跑的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创造盈利,反而是一个巨大的债务包袱。那么,中国有能力将高铁技术出口吗?高铁出口的市场有多大?
截至目前,中国时速200公里以上的动车出口为零。南车宣传部人士证实,中国目前唯一算作高速动车出口的案例是今年3月与香港签署的9列八编组时速350公里的动车组订单,这9列车实际用于连接香港和广东的广深铁路。
时速在160公里~200公里的低速动车组出口则有今年5月交付马来西亚捷运项目的列车,以及2006年青岛四方出口伊朗地铁的列车。其他出口国包括土耳其、斯里兰卡、突尼斯等。
据南车一位工程师介绍,南车、中国北车集团(以下简称“北车”)最近两三年的出口以城际轨道列车和货车为主。城际轨道列车速度一般为120公里~160公里。国内10年前就引进了地铁技术,但其平台和后来的动车不是一回事,好在现在地铁交流和制动技术已经实现了自主研发。
他还透露,株洲电力机车厂目前正和西门子、北车长客竞标马来西亚捷运的另一段项目,此次竞标额为30多亿元,估计7月底会出结果。
不过,也有些国家希望从中国获得资金修建高铁。俄罗斯运输部部长在接受采访时就曾明确表示,不会从中国购买高铁机车,但希望中国公司出钱投资其高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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