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中国为何没经济危机？

stock

      最近十几年，有非常多的中外经济学家和投资投机家，都在预言中国经济、包括金融和房地产的危机或崩溃。章家敦就曾经在2001年预言了中国经济在2008年之前的崩溃，并在2011年修改和再次预言中国经济在2012年的崩溃。但是，中国经济却始终有惊无险。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预想中的经济危机？流行的答案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危机还没有发生，但这个危机从现在开始随时都可能爆发。

      本文明确认为，预测和等待中国经济的危机都是错的，因为中国经济的危机不用等，它现在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它不是表现为一般的经济衰退和资产缩水的总量危机，而是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结构危机。

      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一直在忙于发出或修改屡屡出错的预言，原因在于人们都未能真正理解中国经济的本质，并错误地用西方经济的“市场背景”和“周期背景”来判断中国经济；而中国之所以没有爆发包括金融和房地产在内的经济危机，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存在着一种“危机置换机制”，这个机制将一般意义的“经济危机”转换成了中国特色的“结构危机”。“危机置换”是中国经济能够摆脱西方经济“周期性危机”的秘密，也是关于中国经济危机的所有预言一错再错的根本原因。经济学家们只知道“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可中国偏偏是仍未被彻底理解的“行政型市场经济”。

1.“危机置换”及其原因

       “危机置换机制”指的是，中国政府借助其强大的行政力量，用一种持续的“结构危机”去置换西方市场经济中一般意义的短期“经济危机”；“危机置换”就是指“短期的经济总量危机”被强大的行政力量置换成“持续的经济结构危机”。总量危机的基本特征，是经济衰退、资产贬值和企业倒闭所导致的经济负增长；结构危机的基本特征，是萎缩（农业）、贬值（股市）和倒闭（私企）的部分经济活动，在显露经济结构矛盾的同时，并没能影响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的结构矛盾，表现在投资消费结构（偏向投资和政府消费）、资金流向结构（偏向房地产、国有企业和美国债券）、政府与公众收支结构（偏向中央税、流转税、逆向福利、土地财政）、中央与地方债务结构（偏向地方债务膨胀）、产业产能结构（偏向制造业及其产能过剩）、价值质量结构（偏向低值低质、高耗高污）、进出口结构（偏向出口）、城乡结构（偏向城市）、地区结构（偏向东南）、人口结构（偏向老龄化、低端化、教育贬值）等“十大结构危机”上。

      中国不存在一般经济危机的证据，体现在1977年以来“年度经济增长率”的高速持续，特别是体现在1992年以来“季度经济增长率”的高速持续。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的一般定义是两个季度的负增长，但在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最高增长率是1993年第一季度的15.1%，最低是2009年第一季度的6.6%。在此期间，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金融机构纷纷倒闭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在中国出现过。

      实际上，中国的金融资产在此期间一直在快速增长。由于中国股市的资产规模占整个金融资产的比例至今仍不足16%，故中国股市曾出现过的暴跌和低迷，仍不足以酿成整体的金融危机。中国股市的“融资功能”远超过其“投资功能”，正是由于企业机制、融资机制等方面的特殊性，中国股市的波动很少与经济增长同步，股市的危机其实恰恰是中国经济结构危机的一种表现。中国的股市是企业的“提款机”，“解禁”和“扩容”导致了股市的低迷；正如房市是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地权垄断和土地财政导致了房价的居高不下。

      中国经济的结构危机一直存在于整个“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性质，仅仅是从一种“行政型计划经济”逐步转化成一种“行政型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的“行政型市场经济”中，一般商品的市场开放了，但中国政府对人力、资本、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仍保留着强大的行政控制和产权控制；户口管理、金融管制、土地市场垄断等等，仍然是“举国体制”以权利和效率为代价去确保政治社会稳定的基本措施。

      人们已经习惯于把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看成经济危机的征兆，可实际上，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本身就是危机。是中国经济的“危机置换机制”使人们的常规思维出现盲点、陷入困境。


2.“危机置换”的运作原理

      “持续的经济结构危机”之所以会取代“短期的经济总量危机”，原因在于行政控制本质上是一种“数量控制”和“配额控制”，不是一种“杠杆调节”和“价格调节”。“数量控制”以“产权控制”和“身份权利”为终极基础（包括银行产权、土地产权），并反过来强化“产权控制”和“身份权利”，由此导致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刚性。

      “价格调节”是一种“拍卖机制”，不同的“身份权利”由此被“资产收入水平”所决定的不同“出价”所体现。市场经济中的“短期经济总量危机”就是由“资产收入水平”的波动所引起的，其背后是生产和信贷扩张与收入支付能力之间的不确定性。

      而在中国的“行政型市场经济”中，一般商品的市场服从“拍卖机制”的“价格调节”，可制约一般商品生产的“人财地三要素”，却依然要服从行政审批的“数量控制”。在目前人均GDP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市场机会和创新空间对相应的生产要素有很大的需求，而生产要素的“数量控制”却有一种“产权控制”、“身份权利”和“政绩冲动”导致的“投入饥渴”和“短缺效应”；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一种“结构扭曲的要素拼抢”，整体的要素市场“水闸机制”压倒了商品市场的“拍卖机制”。

      要素市场“水闸机制”的水是随着“身份权利”而流的。这里的“身份”包括行政级别身份、特殊政策身份（地区、行业或项目的倾斜）、所有制身份、户口身份、特殊关系身份、变通身份，等等。其中，“特殊关系身份”是服从“拍卖机制”的“资产收入”，向服从“水闸机制”的“身份权利”的一种冲击，是以金钱向控制着权利的权力进行“腐败寻租”。“变通身份”是对体制的一种“挂靠身份”，也包括利用“体制身份”所进行的规避“数量控制”的运作（如国有商业银行利用代售“理财产品”把受准备金限制的存款转化为“表外非标资产”）。

      如此，“水闸机制”就在三个方面与“拍卖机制”发生对接（中国经济因此是“行政型市场经济”），一是国内的一般商品市场，二是国际上的商品和资金需求，三是“特殊关系身份”和“变通身份”所造成的“灰市场”。这三个方面都存在“短期经济总量危机”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产能过剩、地方债务过高、外需萎缩、实体经济资金成本过高、灰市贷款坏账、银行短期周转失控等方面。其中，最不可控的是“外需萎缩”，但“外需萎缩”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冲击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依赖”能在多大的程度上限制外需总量的萎缩，二是中国的生产成本和汇率控制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利于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价格依赖”。最近几年，中国的“出口依存度”或出口与GDP之比，已经从2007年37%的最高点回落到25%左右。

      但是，上述三个方面的“总量危机”风险，却只能限制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不可能完全消除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因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水闸机制”的要素供给控制，也取决于“地区均衡”、“产业升级”和“城市化”等三个方面的总需求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就是把现在7亿以上的农民变成7千万以下的农民（美国现在的农区和农业人口只占3亿人口的2%和不到1%）。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中国近年40%左右的高投资率还可能持续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重要的是，在人均GDP处于低水平的情况下，“水闸机制”能够以牺牲一定程度的结构效率为代价，去抵消可能出现的“短期经济总量危机”。中国经济的“人均GDP水池”还非常浅，一个强大的“水闸机制”完全能够保持水位的稳步增长，尽管这个水池存在着严重分割的结构问题。

      更重要的是，要素供给控制和总需求推动的背后，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行政力量在起支配作用。按最终使用角度的“支出法”计算的GDP，包括个人消费、投资支出、政府购买和净出口，中国政府能在较大的程度上推动投资支出和政府购买（中国一般按生产法兼收入法计算GDP）。2012年，中国的GDP是52万亿元，从此算起，6%的经济增长率就能实现2020年“国民收入倍增”的目标，保持7%的经济增长率也不是没有可能。

      总之，“持续的经济结构危机”将由于“行政控制”、“产权控制”和“身份控制”而无法根除，而“短期的经济总量危机”则完全能够被中国政府的要素供给控制和总需求推动力量所化解。未来10年，即便种种内外风险可能导致一次意外的经济衰退，传说中的所谓“经济崩溃”也不可能发生。其实，常态性的结构危机并不比一般性的经济危机更少一些灾难，慢性的结构危机，完全有可能比急性的经济危机更加深刻和痛苦。

3.“金融垄断”与“危机置换”

       实物经济的背后是金融经济和制度经济。户口管不住有钱而不在乎户口好处的人，用钱和用地的管制却因此而显得更加重要。所以，中国经济的“以总量牺牲结构”和“要素供给控制”，其最大的要点就是“金融垄断”和“地权垄断”。中国的“金融垄断”，是政府对货币发行、外汇兑换及汇率、金融实体、存贷款及其利率的综合垄断；中国的“地权垄断”，是集体土地没有完整产权、集体土地必须在国家征用之后才能进入土地市场的政府垄断。“金融垄断”及其背后的强大政治力量决定了“危机置换”，决定了经济中的“总量危机”如何被置换成“结构危机”，决定了“产权控制”、“身份权利”和“政绩冲动”如何得到一种“总量的落实”。

      让我们从货币发行、外汇兑换及汇率、存贷款及其利率等方面说起。2013年3月末，中国的广义货币(M2)余额是103.61万亿元，首次突破100万亿大关，约为美国的1.5倍，成为世界第一货币量发行大国；M2与GDP的比例达到2，远超过日本的1和美国的0.7。狭义货币(M1)余额31.12万亿元，流通货币(M0)余额5.57万亿元，外汇储备余额为3.44万亿美元。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的GDP只是原来的92倍，可货币规模却高达原来的705倍，远远突破了“1元增长值对应1元货币新供给”的货币学基本原理，其结果当然是物价的飞涨。

      当近来的物价被控制在较低水平时，结构性的问题就转移到房子和收藏品等方面物价的疯涨上，“以家为命”的中国文化也推动着购房热潮的持续，形成了房价“越压越涨”的奇观。1987年，全国商品房平均单价仅408元/㎡，到了2012年则达到5791元/㎡，上涨13.19倍，平均每年上涨10.87%。从2003年开始，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控制价格政策多达43个，可在这十年间，中国城镇住宅价格年均涨幅依然高达16.1%，远远超过了GDP的年均增长。一般来说，可承受的“房价收入比”（住宅套价的中间值除以家庭年收入的中间值）在4倍左右，可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都超过了6倍，其中北京、沈阳、贵阳、南京、广州、大连和西安的比率甚至都超过了20倍。中国人的“灰色收入”、“大城市情结”和中国城市的“连续投资增值效应”支撑着不可思议的“房价收入比”。

       “地权垄断”当然也扮演了重要的作用。2003年至2012年，房地产平均售价涨幅为143%，而土地价格竟然上涨了492%，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土地信贷”可谓“名利双收”。地方“土地财政”和“土地信贷”的背后，当然是国家“金融垄断”和“地权垄断”的持续保证、地方的“政绩冲动”以及1994年税制改革导致的“中央财权集中”。2012年，房地产业缴税1.1万亿元，政府土地收入28517亿元，银行获8400亿元利息，政府与银行从房地产获利47917亿元，占6.4万亿元全年房地产销售额的75%。如此的“钢性成本”，可见涨出来的房价都到哪去了，更可见房价为什么跌不下来。这个趋势当然还在继续，据“伟业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的估计，2013年1-6月份，全国306个城市共交易土地15493宗，土地出让金达11305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上涨60%；其中一线城市上半年土地交易地块514宗，土地出让金高达1829亿元，比去年同期疯涨315%；万科、保利、龙湖、恒大等全国标杆企业共计获取108宗，土地出让金747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35%。

      中国的房地产业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在调控力度加大的情况下，房地产投资仍占总投资的20%左右，占银行信贷的30%左右，房地产业占GDP比重接近10%（美国的占10%以上）。按国家统计局的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中国每100亿元的房地产投资，可以带动上下游30多个关联产业的产出286亿元，其中房地产业自身10.98亿元。所以，中国的房地产业既是超发货币的“吸纳点”，又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点”。从目前的“住房成套率”和“住房存量值”看，在最好的情况下，房价控制只能实现房价的“高位震荡”而不是“持续上涨”，这种情况可能持续到住房的“刚性需求”在未来10年后的逐渐消失。简单地说，中国的“房市危机”不是跌价而是涨价的危机，地方财政的结构失衡、中国人的家庭观、城市观以及农村人口的结构转移，共同导致了房市的“涨价危机”。

      按照现行的外汇管制政策，企业可以将经常项目下的贸易所得外汇卖给银行，也可以开立外汇账户，个人用汇方面的限制也基本放开，但是，资本和金融40个项目中只有5个项目完全可兑换。由于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限制，中国政府为了兑换贸易顺差得来的外币，就要投入大量人民币，形成了所谓的“外汇占款”。从2002年末到2013年，“外汇占款”由2.2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增长了13倍，由此也推动了广义货币量的增长。2002年以来，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直接投资”不断扩大，“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的实施（“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将试点），也为国内外“证券资本”的进出建立了渠道。但是，投资规模的限制和管理，为国内外的金融市场筑起了一道“防火墙”，成为外资无法在中国的金融市场兴风作浪、或者把国际金融风险传递到中国的主要原因。

      当然，“金融垄断”最重要的还是“金融实体、存贷款及其利率的控制”。中国金融机构的主要特点是国有机构的超大规模，以及非国有机构的政府背景和严格监管。结果，80%左右的银行贷款都流向了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企业，占GDP60%以上的非国有经济只获得的银行贷款的20%左右。人口众多的中国人力对资本本来就已经有劣势，金融垄断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优势。贷款流向、存贷款及其利率的控制，结果就等于“用存款人的钱来补贴银行和国内外借款人”，这必然导致国内的“贷款拼抢”、“金融腐败”和“金融灰市场高风险创新”，导致了“影子银行”和“地下钱庄”的兴起，也必然伴随着金融当局抽风式的数量紧缩监管。这些都是所谓的“利出一孔效应”，也是“高总量控制能力”和“结构危机常态化”的原因。

      在发达国家，“影子银行”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主导、较少受监管的、高杠杆证券化的批发性融资活动。在中国，“影子银行”主要是商业银行主导、较少受监管的、低杠杆低证券化的零售性融资活动，如银行理财产品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类信贷产品（包括股票、期货、债券、同行拆借、贷款、租赁、抵押、典当、担保、承兑、保函、信用证等，期限转换或短债长贷是较普遍的做法），广义的“影子银行”也包括“地下钱庄”和民间借贷。近年来，“影子银行”的规模急速扩大，有估计认为，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在2013年已经接近或超过了GDP的50%。

      在金融垄断的情况下，“影子银行”一方面推高了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另一方面也满足了房地产、地方投融资平台与中小企业的旺盛融资需求。中国目前还不存在一个金融保险制度，即使未来几年推出一个金融保险制度，国家银行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仍存在，所有风险最终都由政府信用来解决。“影子银行”至少有一部份会处于金融保险制度之外，国资、民资、外资的相互参股也使风险问题更加复杂化了，风险点也显然集中在房地产、地方投融资平台和中小企业上。但是，即便出现了“余额宝”之类的网络化零售创新，中国“影子银行”的风险仍然远远无法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那种风险相比，特别表现在杠杆率、证券化、批发性这三个方面（2007年单一个信用衍生产品“信用违约互换CDS”规模就达到62万亿美元，4倍多于当时美国的GDP，到2012年其规模仍有25万亿美元，最疯狂的是高达80%“裸约”的存在，相当于“破产保险合约的彩票化”）。

      中国“地下钱庄”的问题，已经在2012年通过设立“金融特区”而至少在温州得到了初步的解决。“温州十二条”绕开了“存贷款利率自由化”的禁区，把温州的民间资金引向合股村镇银行、合股贷款公司、合股投资企业、企业债券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等。这样，能够吸收存款的民间机构，将被迫通过提高资信和服务来进行存款业务竞争；而不愿接受低息存款的人，则能通过合股机构进行放贷和投资。“放贷投资合股化”是“温州金融特区”最重要的一环，它不仅通过温州本地“股息竞争产生的高股息压力”，绕过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对全国存款市场的冲击，而且还通过温州本地“放贷竞争的低利息压力”，绕过了贷款利率市场化对高利贷法规的冲击。但是，即便有上海自由贸易区的金融自由化和全国范围的贷款利率松动（目前存在的“投资担保公司”基本都是灰色经营），中国金融自由化的全面铺开还很遥远，真正自由化了的金融风险只会使中国现在的金融风险相形见绌。

       以上分析所能得到的结论是，“金融垄断”会自动产生出“投资饥渴”和“贷款拼抢”的“增长效应”，其前提包括中国的“地权控制”、“身份控制”、“地方政绩冲动”、家庭观、城市观和较低水平的人均GDP。在“金融垄断增长效应”的支配下，资产严重缩水和大银行倒闭的金融危机根本不可能发生。外汇管制使国际金融危机碰到“绝缘机制”而难以传人中国，产权和身份控制使国内结构危机碰到“隔舱机制”而难以全面扩散，中国经济的“总量危机”已经被“结构危机”所取代。

      3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1984－1986、1992－1994、2008－2010等三次大的信贷高潮，这三次信贷高潮都是由政府推动完成的，特别体现在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内投资上，并最终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扩张上。“行政控制”和“金融垄断”意味着中国的银行体系仍然是政府的“财会部门”，银行的表面公司化根本没有改变问题的本质。如果说，金融的自由证券化和风险的外部性扩散是金融失控的要害，那么，中国的金融垄断正好完全控制了金融证券化和风险的外部性扩散。有意思的是，政府投资在资金来源上也一直得到民间储蓄的支持。1978年政府财政收入1100亿，居民储蓄存款只有210亿；2012年政府财政收入达11.7万亿，但2013年5月居民储蓄存款竟高达44万亿。尽管居民收入的80%集中在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里，有支付能力的“内需”（包括“灰色内需”）依然可观。

     总之，预测中国陷入经济危机的最大错误，是把中国经济的局部结构危机看成总体经济危机的征兆。中国经济的局部结构危机偏偏是常态，“国际绝缘，国内隔舱”使中国经济只会出现池塘里的危机而不是大海里的危机，这就像中国普遍存在的“社会溃散”在目前的政治格局下不足以形成“社会动乱”一样。（本文作者著有《中国不一样》）


    （本文原载“招商证券”《智富》月刊2013年8月）